作者简历
本文作者
陈蔚，1956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。1969年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周口镇。1975年高中毕业在周口郊区插队，1978年7月参加高考进入大学学习。毕业后辗转回到北京，在设计院以及房地产公司从事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，退休前任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总工程师。
作者 ：陈蔚
当今，77、78级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已经过了退休年龄，人生随之进入了另一个阶段。相信这中间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当年的高考，以及高考带来的人生转折。
上篇：高考
高考前的迷乱
1978年3月底，我向生产队请假获准，回到家里全力准备高考。重新拿起残缺的课本，才知道过去的日子是怎样蹉跎的。只有不到四十页的高二（那时初、高中均二年制）数学课本里，一道习题有三分之一的文字是毛主席语录和政治口号。妈妈费尽周折才托人从北京搞到一套全日制初、高中课本。按照正规的课本，我们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几乎需要从初中一年级开始系统补习。复习是件折磨人的事儿。起初的一个月，我盯着那些定理，字都认识，看了几遍却不入心。仿佛雨打在油纸伞上，声音很急很响，水却湿不到皮肉。这使我对将要到来的高考更加焦虑。经过反复做题，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。我是喜欢文科的，然而当时文革刚结束，对与意识形态沾边的学科大家唯恐躲避不及。我爸说：还是考理工科吧，学点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什么朝代都有饭吃。但我心里知道，自己绝不适合研究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（注）。（注：这是作家徐迟为数学家陈景润所撰写的纪实报告文学，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）。平时常凑在一起的还有几个高中同学，实在看不进书的时候，就聚到我家胡侃，嘻嘻哈哈闹上一阵来缓解枯燥和忐忑。某日一个同学带来个消息：“听说今年语文考试要作一段古文。”大伙儿皆说这不可能。这时一个人说：“那还不简单：余会乎？不会也。”众人大笑。一天下午，不知道谁出了个动议：扯五张纸条（平时聚齐了是五个人，这天到场的是四个人），有一张写“考不上”，其他写“考上”，来抓阄。不料，抓阄的结果是到场的四个人均为“考上”!一时间大家都愣了：这玩笑太恶毒，纷纷撕碎了纸条讪讪的散了。进入六月份，高考倒计时的钟声一声紧似一声，就在这关键时刻我又分心了。忘了是怎么来的，当新出版的、姚雪垠所著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第二、三卷共计六本书摆在我面前时，我没法抗拒它的魅力。妈妈除了上班，还承担了全部家务，为的是让我和弟弟专心复习；爸爸每天也在看课本，尽力为我们答疑解惑。弟弟还好说，他已经是正式工人有了职业，我要考不上，就得回农村，家里把我作为重点帮扶对象，事事为我的复习让路。唉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尽管心怀深深的愧疚和自责，尽管那时离高考只有不到四十天。但是，不看了这几本书我什么也干不了！ 我用了每天24小时中的20小时，以一目十行的速度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看完了《李自成》全套，眼睛都快看瞎了。从现在的角度看，姚雪垠先生的历史观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，但书中对人物内心刻画颇为细腻生动。特别是描写晚明重臣洪承畴降清的过程，对国运的失望、士大夫的毁誉；生死荣辱千般纠结令读者如临其境! 这种阅读感使我痴醉其中欲罢不能。弟弟是当地国营工厂钳工车间的学徒工，挣着每月16块钱的工资。自从开始高考复习，他就寻各种理由请病假。等感冒、发烧、头疼、咳嗽这些常见病都轮过几遍了，他突然别出心裁想出了一个理由：因为一次打架受伤，他的手握起拳头时有一块小骨头略有错位，医生没法使它归位也解释不了原因，他趁机要求医生开出诊疗意见：理疗。每日两小时疗程15天。就这样用尽七荤八素的损招，挤出一些时间来复习。七月的骄阳，把薄薄的屋顶晒得像是个锅盖。家里热的坐不住，弟弟用不知什么地方拆下来的旧电机做了一台电风扇，叶片从车间废弃的排气扇上就地取材，基座是厚木板钉的。这笨头笨脑的家伙，一启动就像过卡车一样轰鸣，这还不算，它还自己会溜达。反复调试它依然醉汉似的又吼又跳，无奈只好放弃。于是，我俩就一人一盆凉水，把脚泡在里面降温。掐指一算，高考时好像正是“大姨妈”到访的日子。吓，这下可要坏事了！我一直有痛经的毛病，尤其是第一天，只能平卧无法进食。我多年为此烦扰不堪，发誓下辈子绝不做女人。可下辈子的事儿还早，这眼下就过不去啊！走投无路的档口，身为医生的邻居阿姨告诉我，可以注射一种叫黄体酮的药物，提前或推延生理周期。啊？居然有这种药，这是天降仙丹啊!那时的我，对考什么已经不在乎了，只盼着高考尽快到来，早日结束这种生死未卜的“斩监侯”。决定命运的时刻
政治考的什么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。语文考试却有一点儿小花絮。卷子发下来以后，我的同桌就不断地在凳子上动来动去。由于我俩是坐的一条长凳，这个男生的躁动让我很受影响。我竭力不去理会，专心做卷子。题目答得还算顺利，填空题中，“春意（ ）然”自然是填“盎”，“据法新社（ ）露”我填了“披”。写着写着，同桌突然小声急促的说：“你行行好，让我看一眼。”我大惊失色！忙抬头看了看监考老师，老师也正向我们方向看来。我将身子向外侧拧着，几乎是背对同桌，希望老师明白是他要偷看我的卷子而不是我看他的。老师走过来站在他的旁边，面向黑板对大家说：“会做就好好做，不会做也不要打歪主意，现在还有10分钟。”语文考试结束，我站起身来第一次打量了我的同桌，这是个瘦小白净有些驼背的男生，他仍旧低头呆坐在位子上不动，一件白衬衣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打湿了。接下来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考试。时间过得艰涩而飞快，来不及记忆。后来听说，在我们当地理工科考生中，我的语文成绩是名列前茅的。呵呵，这好比一个厨子乒乓球打得好。在我模糊的印象里，从得知录取到赴大学报到，日日阳光灿烂，夜夜月白风清。因为我家一门出了两个大学生（都是普通高校），在那个豫东小城，也算是光耀门楣了不起的事，爸妈也被邻居同事恭维得有点云里雾里了。白天，忙着办理各种手续、准备行李用品，傍晚，一拨儿一拨儿的同学朋友来来往往，指点江山高谈阔论。睡梦中，即吓醒过也笑醒过……艾莲
大学报到的日期还有近一个月，我回村办理手续时发生了一段插曲。作为知青，我担任了一年生产队出纳，平日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儿，每月有三天记账时间我也基本不歇工。但是，我的账本经常出现多几毛少几分的账面不平，因为数额都不大，我无心从头查起，只是把一张张条子收存好，多出来的钱装在一个信封里不敢动，少出来的钱自己添上。可眼下要交帐，交不出去了。那时的我，一颗心带着憧憬飞得连自己都追不上了。这成百上千张收支凭证要重新一一核对，我魂不守舍的怎么弄得成。我跟大队商量：多出来的钱交给队里，少的我自己补上行不？当然不行!坐在窗前，对着一大堆长长短短五颜六色的单据，我扒拉着算盘，算一遍一个数儿，算一遍一个数儿……。还有人说风凉话：记账比考大学还难？除了回一个大白眼我无言以对。报到的日子越来越近，这堆乱麻缠得我无法脱身。大队会计艾莲是一个回乡高中生，她身材矮小，胖胖的圆脸上总是笑意盈盈。平时，我和她就是个普通熟人并无深交，但这时，她向我伸出了救援之手。一周以后，一整套重新誊记的账本、一沓沓重新分类、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账单交到我的手上: 分目、分项、分类；分计、合计、总计，分文不差。艾莲虽出身农家，却是个很聪明并有思想的回乡知识青年，在村里，这类人的内心是有些寂寞的。她的父母有着轻微的残疾，下面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，为家庭生计她没有参加高考。她羡慕我并希望和我成为可以深入交流的朋友。只恨自己当时年少轻狂，并未把这份诚挚的友情太放在心上，只是对艾莲简单道谢后就自顾欢天喜地的奔“前程”去了。回想起来，仅考了个普通大学就让我忘乎所以，可见我此生登高有限。三十多年以后，我多方查找联系上了艾莲，托人给她捎去一点钱。我知道这算不上对友谊的补偿，无非让自己内心稍稍安宁些罢了。艾莲在我走后不到两年就结婚了，丈夫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。婚前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说：“我已经25岁，再不嫁人就嫁不出去了，可是，我心里真是为自己不值啊。”下篇：我的大学
重归校园
走进这所工学院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树干高挺、树冠巨大的法国梧桐,校园里的大路小路几乎全部被林荫覆盖。校区规划一望便知师承苏联专家，路旁对称布置的红砖教学楼亦掩映在树影里。迎面，一座高台阶的大楼，上书“图书馆”三个金色大字。我心中暗暗点头，嗯，是我想象中大学的样子。学校在文革中停办六年，1973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。1978年在校共有三个年级：76级工农兵学员（学制三年）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77级四年制本科学生；78级四年制本科学生。当时，全校连教职工在内大概两千多人，其中女生大约二百人。风水轮流转，天之骄子轮到了77级头上。文革十年的积压，第一届高考创下了中国历史一个记录：全国参考人数570万，录取人数27万，录取率5%。这一届考生中牛人无数，许多人成了以后30年中国政治经济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主角。此刻，77级是学校最看重、老师最喜爱、师兄最嫉妒、学弟最敬仰，集千般宠爱于一身。我们78级学生中，有相当比例的是77年落榜再考的。这是78级的一个“软肋”，入学差半年比人家矮半头。好在经过半年的补习，我们的基础比他们齐整一些，开课直接就进入大学课程了，77级入学后集中补了一个多月高中数理化。人在社会中，就是按照能量不同分层的，承认不承认它都在。新生入校军训。皮肤黝黑军姿挺拔的小班长站在队前，他表情严肃地喊着口令：“立正，向右看——齐！”站在队首，他眯着一只眼睛瞄了瞄，指着一个男生凸出的肚子：“你，后退一点。”再向后一看，还是那个男生，又突出队伍一块儿，无奈他已人到中年，足有别的同学两个厚。大伙儿善意的笑了，小班长也乐了。在我们班级里，最小的同学16岁，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孩儿，最大的33岁，多是老三届的高中生，已经是几个娃的爹了，78年高考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79年就不再招收超龄考生。班里更多是我们这些21—23岁的下乡、回乡知识青年。那时候，谁搭上这一班车就是国家的人了，入学注册起就有了公费医疗。毕业后分配工作吃皇粮，生老病死有保障。当然，人，也就归了国家了，去哪儿、干啥，国家一句话。为了防止有人作弊入学，学校搞了一场突然袭击，第一节课每个人领到的是一张高中数学试卷！一番上下浏览后，我竟笔下如有神助，没打一点儿磕吧的做完交卷，而且，得到了自己小学毕业后次数不多的数学考试100分。并非题目太容易，是我非常放松。这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容易被情绪控制的人。大学生圆舞曲
那几年大学里的氛围，真是话说当年好感慨! 现在回忆那时的生活学习场景，耳畔如有配乐，而且是手风琴的旋律：这首《大学生圆舞曲》，就是当年我们心境的真实写照。清晨6点，随着急剧的铃声，所有学生宿舍楼的窗户齐刷刷亮了灯，大家紧张的穿好衣服跑到楼下站队集合、报数，然后四列纵队跑步向不同的操场。大喇叭里广播体操的音乐已经响彻了整个校园。解散后，教室里就坐满了人。晨雾笼罩的树林中、露水晶莹的花园小径上，随处可闻诵读外语的声音，他们中，除了在校学生、老师外，还有一群特殊的人。1977年起，国家开始全面整顿已濒临崩溃的经济，再次提出了建设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口号，全国上下呈现前所未有的对科技文化、经济建设的重视。百废待兴“人才”第一，可是国家已经十年没有正规的大学毕业生了。原有的科研、技术、管理人才大都流失；77、78级大学生刚刚入学远水不解近渴，更何况大学连教师都还没有全部就位，教我们基础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学校刚刚从全国各地网罗调集来的。那时中日、中美关系已经正常化，于是，国家各个部委、科研单位纷纷在本系统内选拔基础知识比较好的职工，送到对口的大专院校进行短期培训。其中最优秀者，经过3—6个月的外语强化后，即公派出国留学。想想看吧，一个人昨天还没准儿在哪个农场刨地、喂猪；或在哪个楼里扫厕所呢，今天就要肩负祖国重托出国学习了! 这和单纯的个人成功不同，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，由此可以引燃激情！化工部的日语培训班就在我们学校。学员多数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、研究生，这些温文尔雅又意气风发的学员，甭管以前学的英文还是俄文，此刻都在狂背“啊 咦 乌 哀 哦，他 七 刺 忒 妥……”。那时候啊，校园里到处都是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充满希望，胸中豪情万丈的人!当然啦，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不和谐的音符也存在。听说入学第一年的寒假回家，某系一个男生，中途转车借宿县城一家小旅馆，离开时顺走了人家一条毛毯，他人刚到家警察就找上门了。当年中国那样发育致密的户籍人口管理网，怎么能逃得掉？这哥们儿真是既有猪的贪心又长了个猪脑子。当地派出所的公函寄到学校，没废话，通报开除学籍!上午四节课通常是满满的，下午间隔有课程或自习。晚上教室10点钟熄灯，但是，没有人会在10点钟睡觉，回到宿舍，还要继续看书或做作业到深夜。即便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，都会看到有人还在背外文单词。那会儿没有实行双休日，周日一天假除了上街买必需生活用品，学生们也都是在教室和阅览室里度过的。77、78级里应届高中毕业生很少，对我们这些有幸从社会重返课堂的人来说，“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”不是一句口号。学业再紧张，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也不会缺少快乐。周六下午就是最轻松愉快的时光。首先这天是学校澡堂开放日，那时夏天在宿舍水房冲澡，其他季节一周洗一次澡。走出澡堂的女生们，披散着湿漉漉乌亮亮的头发面颊喷红，浑身散发着体香。姑娘们在女生宿舍公共水房里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，楼下走过的男生会忍不住抬头向上面窗口望一望。据说最惨的是机械系铸造班，号称“和尚班”，全班三十多人没一个女生，各系的男生都很同情他们。学校成立了各种学生社团，周六下午是活动时间。我报名参加了合唱团和文学社。合唱团排练的间歇，乐队奏起欢快的《达坂城的姑娘》，同学们随着节奏翩翩起舞。男生，全是一身蓝、灰布中山装，不少还打着补丁，姑娘们也就一条简单的花布裙子，乐器更是唢呐、提琴、二胡、扬琴胡乱拼凑，但是，整个礼堂却是热情满满青春流动。有什么能比一张张年轻的笑脸更绚烂美好呢。
学土木工程的，数学、力学是主科。考数学我再没有出现过入学复考那次的“灵光闪现”，而是下足工夫维持在80—90分之间。几大基础力学课则是考得时好时坏，坏的时候不及格，好的时候还得过全班第一。考砸了我绝不会像个别女生那样哭一鼻子，考好了开心一刻也就放下了，我清楚自己就是门门考第一也不具科学天分。按照学校规定，期中考试不计入总评，期末分数才算。我往往期中考得不太好，期末超常发挥！嘿嘿，俺这叫有钢使在刀刃上。
饭堂小趣
早上7点半，人流开始涌向各系的食堂。早餐是二分钱一碗的苞米糊，四分钱一个的馒头，“穷人”和“富人”的差别是，你是买一毛钱一个的煮鸡蛋，还是花2分钱买咸菜或半块酱豆腐。炊事员拿着一双长筷子给人夹咸菜，偶尔还会把一两个蛆从菜盆里挑出来甩在台面上，遇有人质疑，炊事员总是翻着白眼说：“这有啥稀罕？谁家腌咸菜不生蛆，这叫肉芽儿知道不!”饭端回宿舍，大伙围着桌子，把各自家里捎来的花生米、咸菜、辣椒酱摊开共享。老七是四川人，她家里自制的辣豆瓣酱让你吃一口想两口，直到再没脸朝人家瓶子里下筷子。馒头每餐必有，菜则丰俭由人：五分的是熬白菜、土豆丝；一毛的是鸡蛋炒菠菜；两毛的是肉片柿子椒、烧茄子；四毛的就属于节假日才能看到的纯荤菜了，平时没有，有也没人舍得买。中午食堂花样稍多一些。米票一人一个月两斤限量，一周最多能吃上两餐，那些南方的同学，平时极俭省，但是吃米饭的时候一定会买一个两毛钱的肉菜，不然觉得对不起大米。宿舍里，大家围着桌子边吃边收听午间评书连播，整栋学生宿舍楼每个窗口都是刘兰芳、袁阔成的锵锵之声：岳家军，杨家将，与入侵外敌是“马打盘旋战在一起”！晚饭基本遵循“人民公社”原则：“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”，要睡觉了嘛，馒头剩菜，苞米面儿粥。寒冷的冬天，人人都想快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苞米糊糊，盛稀饭的大锅直径足有一米五，支在饭厅中间，炊事员一人在前面收饭票，一人站在锅边，用一柄长把的勺子给伸过来的一个个饭盆盛粥。这天，天气阴冷，学生们绕着大锅一圈圈排队，后面的人总想看看粥还剩多少，队伍不断地向中间挤，突然，一阵骚乱有人高声惊呼，原来炊事员被挤得一屁股坐进了锅里（幸亏粥不烫了）！他挣扎叫骂着从锅里爬出来，抡着饭勺一通乱打，学生们哄笑着四散奔逃，嗨，今晚这粥是没法喝了。我的室友
仅三个晚上叽叽呱呱的卧谈会，宿舍里的七个女孩儿就知道了彼此的所有个人基本信息——住址籍贯个人简历；父母兄妹好友亲戚；惹过的祸；生过的病；学过的才艺；干过的活计……。那时候的人，没那么多心机和隐私，都生活在透明的状态。给大家介绍几个我的室友吧，算是素描一张当年女大学生群像给你看。老大是个高挑白净的女孩，来自豫南农村。她的父亲很早就离世了,寡母艰难的抚养四个孩子。她是个有故事的人，17岁的时候好像因为抗婚，这个烈性女子竟然还自杀过一回，幸亏大难不死。一帮全无心肝的室友伸着头问：“怎么干的？你是用什么死的？”她说吃药。大伙忽的都从床上坐了起来：“啊？!” 一阵静默后，她幽幽的说：“我再也不会自杀了”。我俩年龄相近，下乡插队的经历使得我和她挺谈得来。毕业几十年中我们见面不算多，但是聊起来，仍然像在学校，从未有过生分和距离感。她来自陕西省某大型军工企业。这是个长像很洋气的女孩。她皮肤白皙，长而翘的睫毛下，灵动的大眼睛里闪着一双黄褐色的眸子。珠贝般的牙齿，嘴角微微上翘，神态中有些许自负。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个头小了点儿。她的姐姐是某专业文艺团体的，耳濡目染她也是唱、念、做、打文武双全。入学当晚，她激动地抱着手风琴在宿舍楼走廊里自拉自唱，结果兴头儿上被正在准备考试的77级学长喝住。老三的爷爷是在冀中平原上打过鬼子的老八路，老八路叫杨秀峰，不识字。这天接到上大学的孙女来信，老爷子美颠颠儿的拿着信满村子一遍遍找人念。偶有好事者一看信封立刻笑得打跌，只见粗心的大学生写着：杨透风同志收她漂亮聪明多才多艺，活泼犀利极具个性。这样的女孩子不会埋在人堆儿里的。作为系学生会文体委员，她策划晚会、组织排练、担纲独唱和伴奏；作为系女子排球队的队员，上场灵活敏捷，下场做拉拉队长。总之蝶飞凤舞无所不在。不久，77级一个最帅的男生对她展开了恋爱攻势，随即双双坠入爱河。老五是我最要好的朋友。她的父母都是北京高校的干部，文革中随院校外迁。老五生得端正，五官清晰轮廓立体，一如她的方正为人。她身兼团支部书记、班长、寝室长，是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持原则以身作则的好“官儿”。她的家庭经济情况是女生里最好的，我们都是家里按月汇生活费，款子稍耽搁就有断顿的危险，她是家里把一学期的费用一次给足存在银行里逐月取用。不用说，她是宿舍的金主，谁腾挪不开都问她借钱。按说这样家庭的女孩子多少都会有些傲娇之气，可她却是我见过的最能宽容别人的人。我们的友谊延续至今。她和班里一个男生组成了家庭。当年我是闺蜜中主“拆”的，幸亏她老公宽宏大量不计前嫌，更没有像“复旦同学”那样给我水杯里下药，真是个有道德的人啊!老七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，入校时刚满16岁。她家也是兵工厂的，当年的“三线”工厂是个封闭的社会，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15年一贯制。老七是四川人，生的玲珑小巧活泼可爱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小。入校后第一次元旦联欢会上，她穿着花棉袄，晃着两条支愣愣的小辫子用方言唱了一首四川民歌《买毛选》：那天儿我从书店儿门口过耶，黑麻麻地一片黑——人才叫多耶!声情并茂诙谐风趣的表演，顿时迎来了满堂喝彩! 从此，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了这个人见人爱的娇俏小妞。小妞当上了校学生会文体委员，把我们宿舍的文艺层级提高了一个档次。我们能借到学校的相机、乐器；了解学校最新的娱乐新闻。1980年左右，国家级的各类文艺团体南下演出，一定会在这个城市停一站，学生会办理团体票，组织爱好文艺的同学去观看，我们宿舍都是场场不拉。那年头，哪个大学生不说自己爱文艺呀!小妞社会活动很多，但她刻苦努力成绩优秀，经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我大她5岁，高她一头，但生活中我们俩很合得来干什么都喜欢结伴而行。有一次，她下课先走，我嘱她顺路看看锅炉房的烟囱是不是在冒烟，以判断澡堂是否开放。一会儿她跑来说：“没冒烟”。等我俩一起走下楼来，我说：“那不是冒着烟嘛!”“呃——我看的是那个。”顺着她的手指——水塔。“呸!亏你还是学工的。”为这事儿，我们俩笑啊笑啊笑了好久，那时我们正年轻，欢乐很简单。学校里喜欢小妞的男生太多了，当时电影《少林寺》正热播，小妞的追求者被誉为“十八棍僧”。大学里的爱情，无论成功与否都是人生五彩的鸡尾酒，来，让我们为春天里的爱情干杯！周日，宿舍里的女孩儿们结伴去看电影，恰遇外语培训班的学员问路，分手时他们拽了句：“Thank you!”我们异口同声脱口而出：“Very much!”咦？不对吧？应该说“Not at all”啊！哎呀哈哈，这下可真“现”大了!亲爱的老师
如今，许多当年教过不同课程的大学老师我已经不大记得他们的样貌了，但是，又似乎他们叠合成一体——真诚的笑脸；朴素的衣着；循循善诱的话语。刚刚经历过文革回到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们，他们发自内心的爱这些刚刚从社会回归课堂的青年学生，对学生好像负有薪火传承的使命一般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。当然，学生们也爱老师，遇到有老师家里搬家等杂事，同学们都是一呼百应主动帮忙。我敢说那几年是师生关系最单纯最美好的时期，原因十分简单：没有功利在其中。王老师教我们高等数学。他面对的是一群刚刚经过高考前短暂急补，程度参差不齐的弟子，第一堂课关于“集合”“映射”大部分学生就全蒙了。怎样比喻才能让大家理解呢？王老师站在讲台上歪着头思索的样子我至今都记得。每当上午三节数学课后，是答疑时间。学生们排着队请老师解惑，讲解中许多问过的同学仍围着在听。天气炎热，王老师边讲边不时地用手帕擦拭汗水。时间已过午，我知道老师下午还有课，心中嗔怪那些不懂体谅的同学，忍不住大声说：“王老师，您先去吃饭吧！”王老师转过头，笑着对我点点头又继续答疑。王老师是文革前师范大学的高材生，我的高等数学成绩平平，不会是老师关注的学生。我很少在课后围着老师问问题，宁肯自己去苦思苦想。我当然知道王老师不会那样，我只是不想自己敬重的老师觉得我很笨。丁老师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现场经验。他教授最重要的专业课——钢筋混凝土结构。丁老师讲课深入浅出不紧不慢，经常引用工程实际问题的解决案例帮助学生加深理解。一次，我在阶段测验中考了班级第一，他见到我老远就笑着说：“你考的不错啊！”毕业时他还曾邀请我报考他的研究生，我自己当然知道，我不适合“研究”。毕业分配动员会上，丁老师做了一篇很感人的讲话。他回顾了自己在六十年代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毕业，投身艰苦工作岗位的一些往事，他强调说，咱们国家穷啊，大学生在人口中占的比例很低，我们这些有幸受到高等教育的人，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个国家多做贡献。他朴素无华的话语让我们使命感陡增。那些亲爱的老师，他们都很平凡，但是想起他们我心中就充满温暖和敬意。三峡之旅
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土建施工已经接近尾声，船闸也开始试航。工地到处是工程车辆轰鸣穿梭，尘烟滚滚场面宏大。这个工程还催生了一座新的城市——葛洲坝市，全城好像用的是一张图纸，清一色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搭建的装配式楼房，来不及粉刷。水泥色的楼宇、水泥浇筑的道路、满街隆隆驶过的混凝土搅拌车，这是一座水泥的城市。筑起的大坝肚子里，是一个个发电机组。站在一台水轮发电机的安装现场，那巨大的空间让我感到震撼，对建设者生出无限敬仰之情。每个大工程都是一部史诗啊!这里是实验性新工艺开凿隧道的工地：工人们在爆破后的第一时间冲进现场清理碎石，二梯队的工人高举连接着高压泵的水泥枪，将高强速凝水泥扫射般的喷向洞顶，快速封固岩缝。现场电机轰鸣烟尘弥漫，激烈情形不亚于战场。国家地质研究所的专家也在现场，测试并收集第一手数据和标本。水泥凝固后，全班同学戴着安全帽穿着雨靴紧随老师，趟着泥浆穿过长长的隧道，一路上还不时要提防着有小碎石落下。蓦的见到阳光，噢——重见天日的感觉。当今中国“基建狂魔”碾压式的霸主地位，都是那些开创者拼搏探索出来的。经不住大家再三请求，系里同意我们向长江上游进发，到“三峡”之一的西陵峡游览，途径秭归，这里被确定为未来三峡大坝坝址。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柴油动力的木船，逆水上行。两岸峭壁悬崖峡持着一江激流，忽的一转弯，似要迎面撞上高耸的岩壁，船家轻移舵柄，徐徐婉转，再看，眼前竟豁然似一池静波，好一个山重水复。秭归江岸的石崖上，小小一客栈。老板娘系着青花围裙，用鬃毛板刷沾着碱水，把两张原木方桌刷得露出煞白的木茬。一脸络腮胡的老板一刀刀切着肉，“哗——”锅里锅外火苗同时腾起，青蒜、辣椒、春笋和通红的腊肉油烹火爆，香气袭倒一众看客!毕业歌
思想动员——公布指标——个人填报志愿——公布分配方案。作思想动员的系领导是个话唠，一个人足足讲了快两个小时。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，但大部分是废话。其实就是简单两句话的内容：大学生要站出来让祖国挑选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国家。我远远的望着他心想，这个人一生浪费了别人多少时间啊。这里说点题外话，我觉得做政工干部是需要有人格魅力的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是要感召别人，而不是靠喋喋不休。78级没有支边任务，大多数同学选择回到自己家所在地工作，因为没有指标，毕业时我没有能够分回北京。一位好心的老师对我说，要不你考我的研究生吧。我谢绝了他的好意，别说我不一定考得上，我是实在学不下去了。我已经25岁，爸爸妈妈为我们姐弟三人（小弟后来也考入大学）能够读大学，已经辛苦太久了。我想尽快参加工作，自食其力开始自己的生活。走出学校大门，我回过头看了看，平静的对自己四年大学生活说了声：再见！
毕业33年后的一个下午，我出差郑州随访母校。法桐依旧，物是人非。站在熟悉的院子里，那手风琴的旋律穿过岁月的时空，再一次萦绕在我的耳畔。2018年11月10日
完稿于北京
陈蔚：没饭吃啥都“去个毬”
卌年 春风